DIA第一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 模块二 - 商务拓展、合作共赢

合作共赢在生态系统里是需要通过合作互补让产品线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希望通过制药企业与学术界之间的合作让最新科研成果转化成为对临床有真正意义、有帮助的临床医疗解决方案。把所有新的技术平台，新的分子都包罗到自己的产品管线里，也需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精准医学对肿瘤来说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早阶段也要考虑到诊断企业，今天在后续环节也会邀请到诊断企业一起进行分享。通过目前的案例和当时的回顾及讨论，一起对产业合作能有一个很好的共鸣。

随着近几年国家在创新药的监管制度改革，在资本的助推之下中国的创新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医药魔方致力于药品全生命周期的大数据，通过数据赋能医药创新，协作国家卫健委作了一项统计，中国的创新药到今天位居全球第二，这个数据已在10月20日国家十三五成果总结会上有所展示。

中国肿瘤药的市场潜力非常巨大，在研管线国内已初具规模，在靶点和适应症层面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同质化也比较明显，这个领域自主研发能力逐渐增强。FIC/BIC数量不断增加，也形成了较多的技术平台，创新技术平台越发成熟。

中国肿瘤药市场这五年达到18.5%的增速，这个数据主要来自医院市场销售数据。创新药的主要销售市场是药店，另一块市场是仿制药。随着国家集采进一步推进，未来在中国肿瘤药市场可能很快会超过20%甚至更高。从肿瘤市场组成的结构细分到化疗、靶向（小分子大分子）、免疫疗法。美国85%市场来自于靶向跟免疫药物，中国目前还不到50%。TOP10产品中美国绝大部分是生物药，而中国生物药占比还不是特别大。

国外投向肿瘤领域占比从2016-2020年不足50%，国内依然超过50%。从肿瘤药投资金的统计占比，国内肿瘤药拿到了84%的投资金额。有66%投融资事件来自于肿瘤领域的创新药企，中国肿瘤的创新药占比高于全球，有接近60%的创新药来自肿瘤。把中国肿瘤药TOP15%与全球肿瘤药TOP15的药企作对比，近几年创新药研发进展还未到中后期项目，都是新兴的Biotech公司。

2018年中国开展肿瘤领域的注册临床已超过了美国，这个趋势一直在高速增长。中国药企主导的注册临床数量越来越多,例如恒瑞，百济神州，君实等。各个肿瘤的可及性情况分析也表明血液瘤，肺癌，肺癌领域未满足的需求也很大，在研产品的数量也非常多。TOP热门靶点中经过临床验证的靶点集中度非常高，例如细胞疗法PD-1，国内PD-1管线数量已接近50个，开展临床数量超过100多个，意味着PD-1市场竞争真的是扎堆现象非常明显。

国内很多公司都构建创新的双抗平台，不断地产生新的分子设计包括靶点组合，推出更有高度的创新性产品。不少药企通过合作从国外引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双抗平台项目，近年中国FIC产品与Me Too产品同步高速增长，在新兴疗法可以看到FIC比例较高，双抗平台、ADC平台、核算平台等也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企业。2021年有一个非常高的金额是415亿，可喜的是来自于中国对外授权。肿瘤领域每年都是几十个交易数量，交易金额逐年走高。随着中国药企的能力逐渐被世界认可，中国制药企业开始更多地走出去。中国肿瘤药的未来发展不仅要聚焦在国内，还要注重全球化的发展。

何静博士：这个分享将以对话的形式来进行，请泉创资本的董事总经理巫荟博士对刚才程静女士的介绍谈一下个人感受？

巫荟博士：程老师对肿瘤领域新药管线的概括，其实与投资界总的趋势也有很高的吻合程度。投资界在新药创新公司领域过去五年中有一大批新药创新公司，尤其是肿瘤药的创新公司浮现出来。管线的增强与这些新兴创新公司不断地成长是紧密相关的。

其实在我做投资之前也曾参与过再鼎医药的创立，前三年也是首席运营官。2014年有一大批企业通过投资人和资金的助力都得到了快速的成长，不论是通过合作还是自主研发的形式都集中在肿瘤领域。最近几年不管是投资还是新兴Biotech创立，不只投肿瘤领域还有专科领域，仍有巨大的药物和未满足的患者需求，增长型的企业也得到了新的融资及新的创立。

与肿瘤领域相关也是我们投资领域非常注重的，一些新兴的治疗手段包括基因治疗、细胞治疗、RNA治疗、这一领域也涌现了大批公司出现，其中也有很多投资人的助力。对这些平台性技术治疗手段的助力，相信继续发展下去有些企业的产品线不仅在肿瘤领域，还可以覆盖到其他的领域。例如不同细胞治疗手段，覆盖到再生性疾病、免疫性疾病、罕见性疾病等，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趋势。

最近一年从投资额度来看，去年在未上市企业的投资比较2019年投资额度是翻了一倍。生物医药尤其对制药的投资所占比重较之前升高了，2019年大概40%是投在新药领域，2020年已达到50%以上，这两个加叠的作用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本会投资到新药领域。

我们有一支基金也是专注在新药领域的投资，在2020年之前每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度一直在增长，去年其实是一个峰值，每个项目平均投资额度到5000多万美金。但在今年单个项目平均投资额度却往下走，另外一个趋势是这些投资会越来越早期。这些投资人不管是传统的风险投资还是PE投资也都是投的越来越早。早期项目投资额度需求比较低，也说明在生物医药领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涌现，覆盖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技术。

何静博士：刚才在讲靶点时我发现很有趣的现象尽管一再说内卷，可内卷没发展的助推，您觉得资本是推向悬崖的幕后黑手还是点石成金的金手指？

巫荟博士：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逐步成熟，去年疫情的缘故有很多平时投晚期的资本或投其他的领域资本都涌进了生物医药领域，也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带来价值的资本是能够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在生物医药领域还处在比较早期阶段，确实有资本在投资过程中投了一些很类同性的项目，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内卷的效应。有资本来资助这个产业还是一件好事，希望今后资本也有自我修正的过程。

如果药物能真正满足患者需求，政策层面对医保还是有利的。说明在国家层面有很多工具来解决这些类同的，希望在今后几年要更注重开发产品。从投资角度来说非常注重企业的产品管线是不是有优势，随着生物医药的机构越来越成熟，也会越来越关注有优势的管线。

何静博士：程女士，记得去年那个文章里有定义的那些项目，医药魔方有没有后续的跟进，现在还是不是处于相对领先的阶段？

程静：具体数字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跟大家分享，但所有的数据都是每天实时去跟踪的。国内基础研发在极大地提高，靶点在国外刚有临床数据出来，在国内很快几个月就有报临床的趋势。这两年的趋势是国外可能还没临床结果，只是作用机制的文章才出，国内就会立刻跟进，临床数据会比国外更早出来，这个内卷确实越来越厉害。这也是一件好事，那么多PD-1国内价格已降到底。中国研发速度确实比海外有更大优势，更具全球化，更多的目光和视野不只看国内，竞争越激烈越需要走出去。除了百济跟诺华的合作之外，还有很多PD-1公司在“一带一路”有很多机会，都有未满足的需求存在，所以很可能内卷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何静博士：最后再问一下巫博士，刚刚提到投资要往早，契合今天主题产学研合作，后半段我们请到相关专家和老师来分享。前两天跟同事聊天，他也是刚刚出来创业的科学家，他说“你知道吗，现在VC已经开始抢教授了。”

您觉得中国资本能从学术孵化出教授？您怎么看“抢教授”这一情况？就像刚才讲到的怎么让价值投资助力到转化的过程之中？

巫荟博士：我们这个领域有很多非常前沿的技术及产品确实是从研究所和大学出来的，中国研究领域也有全球领先的科学发现，因为在最早阶段研究所、大学教授研发的成果真正转化到产业界是需要很多助力，包括早期发现、到临床、中间还有很多步骤，如果光是资本砸钱可能会把一个良好的趋势扼杀在摇篮里。在这里我也呼吁真正在医药行业有孵化能力的基金与学术界进一步合作，也想呼吁学术界的教授在接收资本过程中，要评估下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真正价值。我们最近孵化了一个项目，教授的产品发现好、平台好、真正做出来就要找不同运营及临床转化的团队来帮助他。不仅需要教授有一定的认知、良好的心态、作企业效应、还需要很多人来添砖加瓦助力，才能找到资本及带来助力的人才和技术，尽快走向转化的过程，这对公司或技术来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刘洋：合作简单理解成是伞型的交易架构，从大的财务框架来看，辉瑞先对基石进行了2亿美金的股权投资，占到基石差不多10%左右的股份。在股权投资下包含三块主要的业务合作内容：

第一块PD-L1单抗在中国独家开发的权利、在开展的五个适应症临床试验、产品获批上市之后会由辉瑞来负责所有商业化相关的工作；

第二块双方从辉瑞后期肿瘤管线里选择合适产品或适应症至少2个，由基石负责在中国大陆的临床试验，未来也会由辉瑞进行产品商业化；

第三块双方共同根据各自的兴趣与战略方向选择可能的产品，根据产品特点来区分各自的职责分工，基石也会保留与辉瑞共同推广这个产品的权利。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给到杨彦，能不能从基石的角度谈一下，战略合作基石是怎么考虑的？基石的价值点在什么地方？基石为什么最终选择与辉瑞合作？

杨彦博士：素格力单抗是管线当中最重要的产品之一，花费了很多心血、投入了很多资源、寄予厚望的产品。PD-L1需要广覆盖，这个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我们虽自有销售团队但毕竟是Biotech，销售团队没有那么大、覆盖没有那么广、2021、2022年还有三个其他精准治疗的药物要推，内部的资源也没有那么多。基于这些考量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在中国市场有着非常深厚的根基、丰富的经验、具有强大商业化团队的合作伙伴进行素格力单抗的推广。

第一点，相信依托辉瑞在中国的团队，素格力单抗在周围商业化市场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体现；

第二点，辉瑞毕竟是一家享誉全球的国际顶尖制药公司，不管是股权投资还是素格力单抗合作，辉瑞对于我们公司能力和模式的认可，这也会进一步提高其他的投资人对基石的信心；

第三点，多维度的战略合作，非常重视后续与辉瑞合作的机会，这对我们来说战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刘洋：从合作非常关键的部分PD-L1抗体许可来看，当时非常清楚中国PD-1，PD-L1竞争白热化的情况，也是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基石临床试验设计从一开始就瞄准大的适应症，从PD-1，PD-L1上市顺序来看在肺癌、食管癌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基石通过大胆创新的301和302有望在中国最早去覆盖最广泛的肺癌患者人群，还是四期鳞癌和非鳞癌，大适应症的提早布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第二，辉瑞自己在国外有一个产品还有一个皮下的PD-1，但面对中国PD-1，PD-L1竞争的情况，即使将来能在中国上市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时间线和适应症的挑战，与国内竞争对手相比不会有大的价格竞争优势。基石能帮我们切入到这样一个赛道和竞争领域，对辉瑞来说是不能缺席肿瘤免疫治疗大赛道的；

第三，我们作了非常详尽的尽职调查，增加了对分子设计及临床数据上的信心，也使得辉瑞与基石最终能牵手成功。

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取得更好的投资与风险的平衡，双方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更加深刻地融入到中国本土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圈，也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辉瑞是非常真诚、开放、灵活地愿意与中国本土的Biotech合作。

从去年9月30日与基石签约后，请杨彦分享一下素格力单抗主要的进展。

杨彦博士：素格力单抗临床和注册方面今年2月份获得了NKTL疗法认证，5月份达到了Phase 3 Study。今年9月份三期肺癌NDA申请被受理，并且在9月ESMO和WCLC上分享了这两个临床数据。

301Study这个临床有全球首创的创新性设计，在一个实验里面涵盖了同步放化疗和续灌放化疗后的两部分人群，素格力单抗组和对照组相对比，PFS是0.64，mPFS是90，HR是0.44。紧接着是302Study，在四期用素格力单抗联合化疗对比单纯的一线化疗，这个实验有一个创新设计点，是在同一个实验里包含四期鳞癌和非鳞癌的患者，最终的结果：PFS是0.48，mPFS是9.0，HR是0.67，mOS是22.8。

素格力单抗在2017年Q4刚进临床时，是中国第12个PD-1或者PD-L1，估计四期肺癌获批的时间是今年年底，以临床进度为衡量标准，现在是全球第4个在四期非小细胞肺癌里面既覆盖鳞癌又覆盖非鳞癌的PD-1，PD-L1。三期肺癌的获批时间大概是在2022年年底，目前是全球进度最快的、全球第一个在三期非小肺癌细胞里覆盖同步放化疗后患者的，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覆盖三期肺癌及四期肺癌的PD-1，PD-L1、有非常广阔临床适应症的覆盖，相信上市之后素格力单抗会成为中国医生在临床优先选择之一。

刘洋：国庆前召开了素格力单抗的上市前会议，KOL医生对素格力数据还是有信心及感兴趣的。与国外竞争对手相比从数据来看，有非常显著的特点，在非小鳞癌领域的效果更出色，安全性在同类里有非常优越的表现。

双方共同选择辉瑞晚期管线，由基石负责中国临床试验的进展情况。从去年签约后双方团队非常积极组织内部做评估和讨论，最终选择了辉瑞ROS1/ALK

最后想谈一些体会，杨彦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与辉瑞合作中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有哪些？

杨彦博士：第一，合作属于散型合作模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的利益比较一致；第二，合作关系中双方优势互补，辉瑞有强大的商业化能力，还有好的管线产品，基石临床研发能力非常强，双方在合作中汲取很多价值；第三，合作中都会出现双方利益冲突，彼此可以充分理解对方的需求，具有合作共赢的精神尤为重要；第四，设立了非常健全合理的联盟管理，定期高管参加的会议、沟通交流是频繁的、充分的、做决策的流程和机制也是高效的，并且透明度很高。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相信合作伙伴一定达到1+1>2的效果，释放出巨大的协同效应。

刘洋：共同目标就是双赢，我们内部也希望有一个产品进来，把更多管线类产品更快地带入中国市场。与基石之间设计交易架构、设计相应的机制、双方风险共担、共同遵守条款是交易过程中表现出的重要态度。

何静博士：非常感谢两位真诚的分享，在这个分享听到了很多作药人该有的情怀和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演讲嘉宾。

罗氏是第一家在上海设立中国总部及新药研发中心的跨国药企，未来的愿景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罗氏园区里有制药完整的产业链，包括研究、早期开发、晚期开发、生产、产业化外部合作等。专注在肿瘤和免疫两大疾病领域，特长是小分子研究，正在打造一个抗体研发的平台，同时也在招募更多的科学家。目前已有9个小分子化合物进入临床开发，有5款还在临床1-3期往前走，280个专利，一半以上获得授权。

在过去三年中罗氏走访了30多家机构和50多名PI研究所进行对话，也经常邀请他们到罗氏进行学术报告。今年5月18日官宣了罗氏中国加速器，目前已收到140家初创企业的申请，选定了6-7家。罗氏中国加速器希望借助自己强大的研发能力、资源优化、转化能力帮助企业能够成功达到价值拐点。聚焦在研发、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最先进的科研设施及试验设备，还有罗氏顶尖科研团队的支持和指导、资金渠道运营支持，合作模式也是灵活多样。

下一代研发引擎有五个支柱，第一个是与疾病相关；第二个是AI；第三个是早期临床开发；第四个是外部合作；第五个是为罗氏全球输送人才。下一代研发引擎希望通过加强内部研发的力量、增加人才储备、做更多的项目、有更大的投入；另外通过商业拓展，一定是要License in。目前罗氏在中国还没有License in案例，希望能实现0的突破。更关注与外部进行合作，未来也希望有同道能给罗氏提供合作的机会。

刘洋 辉瑞中国业务发展总监

杨彦博士 基石业务发展高级总监

沈宏博士 罗氏创新中心上海负责人

李建文 北京吉因加药企合作产品总监

何静博士：刚才沈博士介绍了中国创新中心，您觉得中国创新中心自身非常强的生产力，主要成功要素有哪些方面？通过加速器在哪些方面可以与自身优势形成互补？

沈宏博士：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重视文化和人才。创新中心有17年的历史，也有17年的老同事，他们在这里不断地发展后成为领导者，成长是我们创新中心成功关键要素之一。另外很重视与总部的合作，创新中心从0到1这个过程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不断地得到总部的支持。不管是投资方面、人才方面、项目方面、慢慢成长到一定阶段实现在本土做快速决定，有不同的话语权、做决策的速度也是成功的要素之一。罗氏在中国一直坚持做研发，等到十二三年开始不断有成果涌现出。作为加速器最大的好处是实现早期项目合作，有比较庞大的研发实体帮助这些公司早期建立合作，未来把好项目引入进来加强我们的管线，也帮助他们尽早的取得成功，实现价值的拐点。

何静博士：刚才从三位介绍中可以看到跨国企业、百年老店，希望在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有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本土企业更多要走国际化道路。想先请教一下杨彦博士，你们与EQX把PD-1开始出海第一步，从合作中会给大家什么样启示？

杨彦博士：对于中国Biotech的启示，在寻找海外伙伴时要谨慎选择双方的战略是否相符合，这方面是需要谨慎考量。第一，2020年9月份宣布与辉瑞合作，10月份宣布与EQX合作，我们选择合作伙伴是非常谨慎。首先EQX高管团队非常强，都是在医药行业深耕多年，深信他们可以把基石的PD-1，PD-L1成功带出海；第二，他们公司的模式非常符合基石企业战略出海部分，专注于License in，把优秀的产品引入到美国的医药市场；第三，整个交易首付款高达1.5亿美金，加在一起高达11.5亿美金，产品上市后还会收取全球各个市场的费用。目前EQX在美国准备纳斯达克上市，估值高达36.5亿美金，有大概2/3估值都是素格力单抗管线产品所贡献的，相信未来可以把我们的PD-1，PD-L1带到全球各地进行很好的商业化开发。

何静博士：请教一下刘洋博士，辉瑞在海外有自己的PD-L1，考虑到中国的需求选择了跟基石合作。从公司BD战略角度来讲，花20亿美元就绑定这一家还是比较开放的，尤其中国飞速发展情况下，也会看有可能弯道超车的公司？

刘洋：谢谢何博士的问题，我想这个回答是当然。中国未来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真正创新，如果在临床上能显示出更好的疗效和安全性效果，我们还是非常Open，还是非常愿意接触这类公司引进更多类似的产品。

何静博士：好的，谢谢！今天还邀请了来自北京吉因加药企合作产品总监李建文。李总监您觉得在产业合作过程之中诊断企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更希望与制药企业开展什么样的合作关系？

李建文：诊断企业在制药领域虽不算主流，但还是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目前制药领域分得越来越细，在新药及患者的细分领域也都作得越来越好。如同有一个入口在互联网里是搜索引擎，在肿瘤治疗里这个入口目前可能就是作检测，未来希望能与制药企业合作把患者作得更精确，把入组细分作得更好。

我们与制药企业合作是不同层面的，包括靶点筛选，与台上的三家企业都有合作。目前有20多万份基因检测数据及临床数据，每天都会检测非常多新的患者分到不同的临床试验。希望与制药企业共同合理合规地把这部分数据最大化的利用好。除了提供检测，制药领域更深入的合作就是伴随诊断，找到精准的靶点和精准的患者，通过我们的技术、人群、数据库、能够助力整个新药的开发。不只提供入组及患者筛选，而是通过前期、中期，后期，商业化阶段更紧密的合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帮助中国创新药企及全球创新药企提供更多更好的药物，使患者的获益得到最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于1986年成立，属于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机构，每年会从财政部拨款，通过项目的形式发给高校或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开展他们感兴趣的基础研究。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归到科技部管理，是相对独立运行的状态。今年财政预算309亿元，占我国基础研究总经费1/4。资助的格局为三种类型、四个方面、17种项目类型，覆盖自然科学全部领域，为各年龄层次、各发展阶段、各研究类别的基础研究人员提供有力资助。

对肿瘤项目进行了统计从2017-2021年基金委肿瘤口医学部下面代码H18（肿瘤研究），五年来一共资助了4269项，年均是850多，比较靠前的中山大学420项，上海交大339项，复旦大学303项，前三位面上项目资助肿瘤学研究的高地。重点项目五年来一共83项，中山是15项、北大有8项、上交有7项、复旦有6项、说明肿瘤学基础研究比较靠前的高校集中在中山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大学，当然还有北大。

2020年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报告中，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包含企业）科研从基础研究、从高校最终转化市场率是3%。2020年8月份基金委批准三定方案，我们负责推动基金资助成果的宣传、推广与转化工作，优势体现在：第一有丰富的项目成果信息，每年批准项目4万多，好几百万的项目数就可能有好几百万的专利论文；第二，优质的专家人才资源，系统里比较活跃的专家有26万多，包括全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以及海外人才；第三，科技领域口碑还不错，在成果转化工作当中更多发挥导向和桥梁作用。

希望能做到需求精准对接，线上线下相结合、高校联动。探索与地方政府、行业部门或企业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联合中心。目前已与重庆高新区洽谈好了，联合转化中心很快就可以挂牌。欢迎科研人员的优秀成果及企业需要相关的成果或技术想要转化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

国家转化医学大设施（上海）是由国家发改委、上海交通大学和瑞金医院共同建设的单位。分两个基地，一个是瑞金临床试验医院有300张病床；另一个在闵行校区转化医学大楼，借助于交大医工交叉等科研力量进行转化医学研究。目标是促进中国转化医学的发展，提供对企业、高校、外企都可以在转化医学大设施里进行项目孵化或研发。

现在比较流行的企业模式叫做VIC，特别针对Biotech这种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借助国家转化医学大设施完成在CRO或者某个小的学校不能够完成的任务。为新药研发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和服务，从临床多组学起点找到药物的靶点，经过药物发现的研究过程。期望打造新药研发或科研生态圈，成为转化孵化器。

新药研发平台是立足在高等院校的新药研发机构，一定要有自己的差异化和特色，整个研究是以疾病机理探索，全新靶点创新药研制为目标。药物筛选工作站把化学药或生物药作为分子探索验证靶点，临床上疑难疾病可以通过药物筛选方式找到创新疗法；药物优化工作站是对新的靶点进行创新药的研制。

第一模式是创新性的靶向治疗方案探索，最终目标是希望提供新的治疗方案，包括医疗体制的突破，得到政策上的支持也只能在我们医药转化中心里突破。例如与国家转化医学大设施张苏江教授临床团队合作，19岁男性患者是AML，当时收进来估计2个月时间无药可治。把患者血液抽出来后进行肿瘤分离再进行药物筛选，最终找到了治疗方案。患者经过治疗后疾病控制住了，目前已活了半年多，马上进行骨髓移植的治疗。在合作过程中不停地收集案例，会建立一个数据库为以后的数据化治疗提供基础，也代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另外一个案例是与上海交通大学第九人民医院眼科合作的葡萄膜色素瘤，属于发病率比较低的肿瘤。没有任何靶向药，要么化疗、要么摘眼、患者是非常痛苦，会有50%的患者死亡。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把肿瘤从患者身上取出进行原代培养，之后进行药物筛选找到一个新的药，把这种发现用到相类似的突变患者身上去。

第二个模式是创新药物研发，在2018年把这个平台建设起来后共有200多个项目参加药筛与创新药服务工作。例如正在与南京红云生物合作的关于第四代EGFR靶向药物研发，在中国肺癌是非常大的肿瘤每年新增患者有50多万，三代EGFR抑制剂奥希替尼服用一段时间患者还会产生突变和抗性，大概有1/4的人会有T790m/C797S/G突变，针对第三代突变耐药单药口服有效且突变的选择性优于抗体药物。最好对前两代耐药性有活性，且优于第三代奥希替尼，最后在机制上突破找到新的化合物。用患者身上拿了一个细胞在小鼠身上培养的模型，可以看到奥希替尼有明显的效果，目前正在积极准备IND进行申报材料，期望明年进行临床一期实验。

第三个模式创新药的靶向研究是肿瘤免疫靶向HKP1抑制剂，HKP1可以抑制T细胞活性，但HKP1又非常保守，这个药的难点或寻找新的化合物要有新的选择性。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化合物，也是与南京红云生物合作，希望明年年底申请到IND。

高校的老师有三种模式进行创新药的研发。第一，产业资本介入；第二，政府基金；第三，私募基金。这三种模式各有优点缺点，在高校内做新药研发，科研人几十年都会专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临床急需且未被满足的需求，研究也非常有特色。弱势没有产业经验，没有资本。一定要企业与高校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创新。波士顿产业界创新药那么活跃，很大一部分是得益于哈佛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及很多大药企愿意与学校合作，特别期望国内的企业能够与国家医学转化中心联合起来推动国家创新药转化医学的发展。

提问1：谢谢张博士的介绍，您刚才说的两个药物开发的模式对于FDA已批准，在这个库里面大概包含了多少？

张建明博士：如果是FDA已经批准上市的大概有2700多个，还有很多临床一期、二期失败、正在进行的药、中药加起来还有8000多个，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停地拓展。

提问2：这个成功率有多少？

张建明博士：期望把这个结果建成数据库，患者收来后不但把肿瘤细胞拿出来养、测序与组学全部弄清楚、药效及用药过程全部记录下来。这一过程非常耗钱，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况就变得非常有用。

提问3：想请教您，在过去合作经验里学术界有很多科研工作、有很多学校的要求、带学生的指标等等。企业会有考虑，在这里可能需要大家找到合适的工作沟通模式，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也非常乐意听到贾博士的高见。

张建明博士：研发作药要非常仔细且有耐心，我曾与诺华曾很长时间合作去做一项目，发现他们没耐心、迫于上面有压力又汇报不出来，最后只能把好项目砍掉。如果企业与学校合作的话，企业给学校稍作些早期投资、多沟通，多进行信息交流对转化医学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贾雷坡博士：安徽大学某个学院的院长科研作得非常好，他需要转化，有企业愿意帮他，但因为他在学校是有领导职务，不能拿股份或现金，他就从安徽大学离职后去了这家企业。安徽大学也很生气，觉得好不容易培养出来有领导能力又有科研能力的人才，结果被企业挖过去。清华大学有个非常好的建议，可以探讨一下。清华大学科研实力非常强，每个老师拿到的技术都很过硬，但这些老师不太懂营销， DNA基金就帮助他们，派一位信得过的人，例如博士生、师弟等，这些人可能不擅长科研，通过这种师生或学术关系的人去作企业运营，大家各司其职地把转化的事情完成，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主持人：产学研部分是非常新的题目，也特别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平台像DIA会议提供这样交流的机会，如同贾博士在他演讲当中提及，现在国家基金支持的科学成果转化大约是3%，我们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一份努力之一，希望这份努力可以与其他努力一起汇集在未来把3%向更高的推动，让国家真正前沿的科学顺利地转化到产业界，最终惠及患者、惠及健康事业！